是谁杀死了戴安娜？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比较简单的一般性结论是“传媒”。戴安娜的弟弟查尔斯·斯宾塞指控媒介手上染满鲜血，他说：“我一直认为戴安娜将死于媒体手中，但没想到会以这样一种直截的方式。”但是，这种指控太简单化了，它忽略或无视了传媒“传”给谁，即应“谁”的要求，提供他们所喜欢、令他们满意的信息，一句话———他忘了问一句，传媒是为“谁”服务的？
从16年前开始，幼稚园阿姨戴安娜·斯宾塞小姐一朝从平民成为王妃，一夜完成了“灰姑娘变公主”的神话，她就开始被视为“人民的王妃”和统治者堆里老百姓的亲戚，而戴妃也实际上不负众望，一面救治艾滋病，一面跑去掘地雷，至于她惊世骇俗的离婚和同样惊世骇俗的恋爱，甚至也被当作反封建和反对种族歧视与隔离的斗争的旗帜。在我们这个早已没有了英雄的平庸时代里，还能拥有戴安娜这位连身材都体现了“黄金比例”的人间楷模，我们的人民又怎么能不热爱她，不亲近她，不追随她，不聆听她呢？但是———由于戴安娜不幸住得离我们太远，她住在王宫里，那还是在英国的伦敦，门口是有卫兵和狼狗站岗的，要是在过去的时代里，广大群众将一筹莫展地无法与自己的英雄、楷模和偶像交流，更不用说见面：“只能空守着一片寂寞，不会让你知道最思念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而现在好了：随着电视、传真、电报、图文网络的诞生，现代传媒工具把天涯变为咫尺，把短瞬变作了永恒，再加上一大批敬业能干四处游走无孔不入的记者，这些能干的家伙们终于帮助我们与我们自己的王妃，困在统治者深宅大院里的我们自己的亲戚联络上了，也就是说，接上了头，一下子就满足了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聆听和亲近我们自己的王妃的渴望，我们当然很高兴，高兴之余作为奖赏，我们就多多地买他们的报纸，我们基本上习惯了由他们来作我们与我们的王妃的之间的联络员，我们基本上同意由他们代表我们每天去追随我们的王妃，因为我们自己每天都很忙，不能亲自去追随她。在我们的鼓励和压力下受雇于我们，也就是全球十几亿观众和读者的记者们，就是这样不分昼夜、任劳任怨地干起了替我们追随我们的王妃的苦差，他们干这一行干得很卖劲儿，晚上1点还蹲在里兹饭店的门外苦苦盯梢，一看到我们的王妃的车出来就驾上他们的小摩托依依不舍地追随起来，一直追得我们的王妃的汽车撞到了水泥柱上，也就是说他们干活干得太辛苦，结果一不小心把我们的王妃由英雄追成了烈士了。
而今天不能忘记的是：作为双手染满“人民的王妃”的鲜血的新闻界，实际上是受雇于如下人员：
1981年，全球有7．5亿热情观众收看了查尔斯与戴安娜的世纪婚礼，有100万好事之徒恭候路旁，观摩据说是当代灰姑娘的童话。
16年后，则有20亿电视观众收看了戴安娜的葬礼，BBC的记者背着“凶手”的骂名仍进行了持续10个小时的直播，笑骂由人地继续做我们的信息雇员，而这回站在街头观摩据说是“世纪悲剧”的人等高达600多万之众。
如果说新闻界杀害了戴安娜，那么这个新闻界却正是为上述人等而工作的，我不是说人民大众都具有潜在的虚荣心、妄想狂和窥视癖，恰恰相反，而是说他们如此渴望亲近、追随生活中美好、正义和真实的偶像，他们恰是这些美好品德及其偶像真诚的热爱者。
是谁杀了戴安娜？如果我说正是最热爱她，每日都在聆听她、追随她的人，是那600万给她送葬的人最终葬送了她，是这些热爱她的人把她“爱死”了，你会怎么想？
因为如果是这样，“世纪悲剧”的最悲苦之处就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死于敌手的锋刃，不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幻想与眼泪更使人招致无谓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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